一条红星路，从红星桥（一号桥）到新南门，由南至北，由破陋小巷到南北通衢，它串起了从古至今的成都历史，也串起了成都重要的文化和商业高地。红星路周边的街巷，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在这里发生，无数名流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故事，两侧的文化与媒体机构影响着成都人的生活。

1.红星路这条街的各家媒体和文化机构，决定着成都人的吃喝玩乐。春熙路、红星路大范围内的各家网红馆子，就是红星路上的媒体们一手捧红的：双栅子街的冒牌火锅菜是成都最早的冒菜店之一；书院西街的谢记肥肠鸡永远人满为患；北书院街的三哥田螺尽管环境够“苍蝇”，却是成都人的夜宵地标。

2.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曾写过一篇博客文章，痛悼一家红星路上一家小书店的关门。这家书店就在红星路省文联旁边，现在是一家卖老北京布鞋的商店。阿来很喜欢逛这家书店，是它最重要的VIP客户。为了支持单位门口这家小书店，作协主席算是尽力了。他经常去买书，特别要求不打折，全价。他甚至让书店老板进一些自己写的书过来，然后自己再全价买过来送给朋友。

3.成都独立作家周成林，只念到高中。80年代初他在四川省文联对面的杂货店里，看到流沙河先生，在书里回忆到：“那是冬天，他系着围巾，裹了一件大衣，双手插在衣袋内，干瘪的核桃小脸我一眼就认出来。”对于周成林来说，那就是他所想象的作家的样子，他没有直接冲上去要合影、签名，“只是我生性不幸逆反，不论何时何地，遇到我喜欢与崇敬的人，我从不愿意超女粉丝那样大声尖叫释放什么激情，我从无追星习惯，也不热衷请人签名。所以，我只是偷偷打量他，内心激动，脸上平静。”

4.著名媒体人蒋光明，现在是东方卫视的总导演，以前曾在华西都市报工作过。蒋光明到调到上海工作后，参与到东方卫视的创办，他本来想介绍在成都电视台工作的弟弟来上海工作，弟弟说：不去，成都很养人，不想去上海。蒋光明只好自己去了东方卫视，他负责投拍电视剧，经常用四川演员来拍戏。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绝大部分演员都是四川的，拍戏的时候用的其实是四川方言，后来请陕西人艺重新配音。

5.曾在成都某报工作过的一位先生回忆，他在北师大读研究生的时候，看到报社到学校招聘，就去参加了考试。有两道考题分别是“你最近阅读的5本书是什么”和“对你影响最大的5本书是什么”，他回答的书，大概是这样的：《日本现代思想史》《疯癫与文明》《疾病的隐喻》……他认为，一家能出这种考题的报社，一定是一份好报纸。

6.红星路是成都著名的文化一条街，坐拥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成都传媒集团、四川省文联、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省版权局、省广播电视科研所、红星路三十五号创意产业园等。如同所有办公大楼集中的地域，这条街是小商小贩们的“兵家必争之地”。一年四季的每个季节，特别是水果最为丰盛的夏季，各家水果小贩推着满满一车的水果，拿着大喇叭吆喝叫卖。互相攀比谁家的水果又好又便宜，谁家大喇叭里的吆喝词写得更好。年复一年，这样的场景成了左右两条大街的特色。尽管不免喧嚣，但这条路上的上班一族也得益于小商贩们的互相竞争。

7.在红星路某传媒大楼，有一个奇怪的群体，他们会在选题会前一个个变身“便秘患者”，在办公室、走廊上以及吸烟区为选题“搔首踟蹰”；他们会在周末出现在成都市各个新开的楼盘，有时甚至会被读者在买房现场识得“庐山真面目”；“五一”、“十一”是他们最讨厌的节日，因为房交会总是在这两个节日召开。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同居者”（因供职于一家房产周刊而得名），他们为买房者代言。

8.选题会是红星路上媒体朋友们的“心头痛”，每周二下午你都会在看到办公室、走廊上、吸烟区看到这样一群人，他们或是满脸阴云，面前烟雾缭绕，或是凝视窗外，留下一个“萧索”的背影，有时你也会看到两三个人在大声争吵，走近一看，他们不是在吵架，而是在讨论选题。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选题会就要开始了。如果没选题或者选题没通过，就要被惩罚去几公里外的玉林路给大家买卤菜。更重要的是，没有选题是可耻的。

9.年年底，位于红星路一段的“红星路35号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成为中国西部首个文化创意产业园。红星路35号算得上成都文创发展的见证者。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坐落在锦江区，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是西南地区首个文化创意产业园。

10.成都传媒集团附近有个杂志铺，老板叫李杰，每天下午都会送杂志到大楼，他能记得每一个人常买的杂志和书，每个月按时放到你的座位上，当天你没带钱或者人没在也没关系，过后遇到补给他就OK。每个人喜欢的书籍和杂志领域不同，有喜欢文学类的，有喜欢地理类的，有喜欢历史类的，李杰厉害的地方在熟知每一个人的偏好，精准投放到每一个人的座位，还甭管人在没在。

11.红星路成都传媒集团大楼侧面的饺子店，门口树下常年拴着一只猫，后来就经常被用来作为饺子店的地标，于是这栋大楼里的媒体人们常有这种对话——“今天中午吃啥呢？”“饺子猫吧！”意思其实是“那家门口拴着一只猫的饺子店”。

12.红星路二段上某著名媒体人身兼“苹果店老板”一职。他帮着种苹果的哥哥卖的“王牌”大苹果已经红透了整条街。从最初的几十斤，到现在几百斤。每年苹果成熟后，都需要租一间小铺子来专门出售。

13.红星路二段附近的列五中学不仅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现在也是成都最星光云集的学校了。前校草李易峰、现校草吴磊都来自于列五中学。

14.星光图片社相信很多人还记得。90年代中期，这家以高质量的胶卷冲印而闻名成都的胶片冲印店就已经存在了，每日来来往往的都是当时成都摄影圈的各类大咖。在这里，每天可见各种天南地北的摄友在这里相互交流，其热闹成都就快赶上人民公园那家知名的鹤鸣茶社了。

15.在红星路二段有两座知名的报业大厦，它们不仅是当时成都人获取新闻的重要渠道。其中身处这两栋报业大厦的华西都市报与成都商报之间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成都商报与华西都市报每天无论多忙，有一件事是雷打不动必须要完成的，那就是互相评报。评报的主要内容无外乎友报今天做了什么重大新闻是我们没有发现的，或者同样的新闻谁做的更好。这样看似普通又有点滑稽的小事，却展现了当时媒体行业良性竞争的态势以及媒体人对待任何一件事那种精益求精、不断追求进步的工作态度。

16.美国发生“9·11事件”那天，是红星路上媒体最忙碌的一天之一。新闻一发生，各个流程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部到岗，紧张地开展“9·11事件”特刊的准备工作。几乎是不到一天的时间，从内容的准备到最终下厂印刷，工作就完成了。报社各位领导亲自带着记者、编辑、发行人员一起到红星路至春熙路那一段卖报，就像过去的报童一样，一边给路边的行人发放，一边还说着“快来买报，重大新闻！”之类的叫卖语。

17.如果要问这条路上文化人一年中最紧张的日子，毫无疑问就是“两会”期间了。对于这条街上赴会报道的记者们来说，要如何才能在来自各个省市的人大代表中迅速找对人采访？那就是“揣着部长头像赴两会”。每天出门必携带的资料，就是一份部长头像以及一份密密麻麻的问题提纲。

18.“卧底”，是这条街上一部分媒体人的另一个身份：打杂的服务生、纨绔的暴发户子弟、奸诈的小贩……卧底除了危险和纠结，也有意想不到的麻辣插曲。某媒体人曾卧底火锅店扮演传菜员，用桃子、草莓和服务小妹、厨子、杂工迅速打成一片。某天大家闲聊，一小妹突然严肃地说：我怎么看都觉得你不像个传菜员。后来这则笑话也被媒体圈传成经典。

19.年5月26日，成都国际金融中心（成都IFS）与巴黎左岸圣日耳曼德佩委员会正式签署友好合作协议，成都“红星路三段”路牌与巴黎左岸“圣日耳曼大道”路牌历史性地在两地同时呈现一周。两者签署友好合作协议，使成都红星路成为中西部地区首条建立“国际友好街区”战略关系的街道。

20.在红星路上当了十多年电影记者的潘老师回忆称，十年前的中国电影圈还是媒体记者们的“天下”。所有的信息都需要靠记者去挖掘。那时记者可以去电影拍摄场景探班。当年葛优与姜文在录音棚里给《让子弹飞》配音时，一两句台词的磨合要花上一两个小时。逢戛纳电影节60周年，她作为特派记者前往法国报道，与全球35位最为著名导演近距离接触，是她作为电影记者最幸福的时刻。

21.红星路上的记者是一份用脚丈量的工作，为了一两个小时的采访，往往耗上几天，行程数千公里，最后落在纸上，字算是走运，还有可能石沉大海，永不见天日。NBA是个孤独的联盟。因为球星们太显眼了，走哪都不方便，于是，有那么三两个好朋友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也是为何NBA球员总会有几个走得近的记者。记者们跟球员接触的时间，估计要远远多于他们的亲友。一年里球员飞行多远的距离，记者们总会远远超过一半以上。正是这样的特殊关系，有一天姚明邀请一位体育记者坐球员的包机，免得太折腾。不过，却被这位年轻的记者拒绝了。他的第一反应是：那就没时间写稿了。

22.琼瑶是在庆医院（医院）出生的。年，琼瑶的父母陈致平夫妇从北平逃避战乱来到成都，租住在暑袜街布袋巷。年初，一张贺年卡从成都寄往台湾，这是一位名叫段仪明的老人，回寄给台湾作家琼瑶的。大家这才知道，年琼医院，段仪明曾是她的接生人。

23.著名的四川本土作家艾芜晚年居成都，天天散步，形成了一条“艾芜路线”，自红星路二段的新巷子19号出发，“从猛追湾一直沿着新修的大马路走，转弯到水碾河，向西而走，直到红星路，然后回家。”

24.作家刘心武出生在育婴堂街，那条街上曾有一个育婴堂。后来他读《红楼梦》时，也就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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