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难寻，文中少量图片均来自网络）

我的故乡是盐山县庆云镇。年的冬天，我出生在那个人口不足人的小村庄——中秦村。而中秦到庆云镇的直线距离不足3公里。

28年前，是我第一次长时间地离开小村，离开庆云，到盐山县城东关中学读初中，再加上盐山中学的三年高中，一共6年。那时，跟同县的别人介绍自己时，说我是庆云的。后来到四川读大学，再介绍自己时，说我是河北的。都是河北人时，则说我是沧州的。待到大学毕业回到沧州市工作，又成了我是盐山的。若恰好碰到一个对盐山格外熟悉的问，盐山哪儿的？就又成了我是庆云的。兜兜转转近30年，原来我还是庆云的！

只是，现在介绍庆云时，往往还要多加一句：是河北庆云，不是山东庆云，河北庆云是镇，山东庆云是县。其实，山东庆云的历史，又岂是能与我河北庆云相比的？

最初对庆云产生特殊感受的一刻，缘于小时候有一年春节，看到父亲在堂屋里供奉先人的族谱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两句话：原籍山西洪洞县，移迁来到庆云城。自此，庆云城作为承接我的祖先的生存之地，在我的生命里，便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忆。

城里

儿时，我们习惯把“庆云”称为“城里”。现在想来，“城里”这个叫法应是源自庆云曾是历史上的老县城的缘故。

城里，顾名思义，肯定是区别于村里的。那时，去城里，最寻常，也最正当的目的就是“赶集”。庆云集是逢阴历的三（初三、十三、二十三，下同），五，八，十都是集，也就是每十天有四个集。这与周边集市每十天里只有两个集形成鲜明对比，也充分彰显了庆云历史上作为商贸流通重镇的特殊地位。每次逢城里是集的那天，山东庆云，阳信，无棣，乐陵，河北盐山，海兴等方圆几十里的多个县、市的人蜂拥而至，自早晨太阳露头，逐渐把城里纵横的几条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人群一直蜿蜒到城南紧邻着的漳卫新河高高的河堤上。而收市往往也跟季节和日头有关，冬季的午后人流便开始分散，但夏季，往往到太阳西下还有人流连。

在我的记忆里，每次去城里赶集仿佛都是一件大事，特别是跟母亲一起去的时候。早早起床，换上新衣服，梳洗打扮得整整齐齐，格外精神。或许，在母亲看来，去城里赶集是一件非常郑重的事情。就如最近看到一篇文章里说的，你无趣是因为缺乏仪式感。母亲这份不自觉的庄重确实让我有一种强烈的仪式感，而且有一种小兴奋——跟着母亲去赶集，小零食，水果自然是少不了的。这对一个才几岁的小家伙来说，是多大的诱惑和向往啊！而如果哪次去赶集时母亲不去，只是父亲带着我，母亲总是要特意嘱咐父亲：记着给孩子买点吃的，别跟着你白去一趟。父亲不大会挑那些本就没有多少花样的零食，记得最多的是他会在回来的路上，在出了城里的西关北边，路东有个国营的包子铺，给我买几个包子，看我吃得很香，他就会笑得很欣慰。

城里的集，按那个年代所交流物资的内容，用途，分为多个“专业市场”。记得比较清楚的有粮食市、牲口市、鞭炮市。

跟着祖父去的多的地方是粮食市和牲口市。那时，祖父往往赶着马车或牛车，到了市外把牲口拴在某棵树上，或者让我坐在车上，或者牵着我的小手到市里面这儿看看，那儿转转。在粮食市里，有时候会卖掉一点高粱或者黄豆，回去时再带着点小米或者黏玉米粒儿等。而到了牲口市，我就常常躲在祖父身后，那些身形高大强壮的牛马驴骡，在我看来就是庞然大物，让人望而生畏。我喜欢那些洁白温顺的小羊羔，或者偎依在羊妈妈身边，或者在母亲的肚子下面调皮得钻来钻去。就算我怯怯地伸出手去摸摸它们柔软的毛，它们也只是扭下身子，甚至会伸出粉色的小舌头舔舔我的手背。只是，牲口市里那混合着草料，粪便，牲口的喘息的奇怪的气味，一直在我的记忆里异常清晰，虽然很多年都不曾再闻过。

鞭炮市是每到春节前才有的，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进入最兴盛的阶段。那些卖鞭炮的摊主，往往举了长长的竹竿，把一挂挂鞭炮挂在顶端点燃，互相比着赛着放，看谁家的鞭炮声更响，更亮，便能吸引来更多买主。鞭炮市收市后，地下就积了厚厚的一层碎纸屑。有些小孩子在里面捡没有燃着的独头鞭，再点着的那声响，便格外清脆响亮。因为害怕鞭炮的声音和电光，父亲去买鞭炮时常把我放在城里的姑婆家。姑婆是祖父的同胞姐姐，嫁到了城里。我们去赶集，有时候就在姑婆家吃饭。

在城里集上最后的清晰记忆，是年上大学前夕父母为我置办行装，买了那把两折叠的小花伞。那时，买大件东西或者高档点的服装鞋帽就已经有了门市，商店，而不是儿时的露天市场了。

医院

医院，于我是格外重要的一个场所——我和妹妹都是在那里出生的。

还记得30医院，位于庆云城北。沿城里老十字街口北行约米左转路西，有一条不宽但平整的水泥路，不足医院。医院不是现在这种开放式的大楼，而是围墙围着的一片四方院，带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大门宽敞豁亮，显得朴素而大气。院里的小道好像是铺着青砖，路两侧种有整齐的白杨和梧桐，路面干净，院里安静。几排清医院的全部了，门诊、病房虽然陈旧但整洁，简单的几个科室也算比较齐全。和蔼可亲的大夫们穿着白大褂，偶尔有戴着厚厚的瓶底儿的，便显得格外斯文和有学问。

母亲生我的时候是难产，那时患有妊娠高血压的她抽搐得没有了意识和知觉。大夫见孩子迟迟生不下来，遂决定给母亲实施剖宫产。30多年前的隆冬清晨，医院里没有暖气，大夫让在产房里生起火炉以便增温。就在把母亲推上手术台的那一刻，我却艰难地落了地。父亲说，刚出生的我，头被吸钳吸得变了形，长长的，特别丑。但是，因着我之前父母已经夭折了一个男孩（我那未曾谋面的医院出生，但是甫一落地便已没了生命体征），这次母女平安，他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四年后的夏天，医院里，顺利生下了妹妹。她生下来就比我胖，也比我壮实。生小妹的当年，医院，我开明通达的父母，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父亲带着母亲做了绝育手术。

从出生一直到小学毕业，我的身体都不是很好，感冒发烧，吃药打针是家常便饭。医院里的大夫跟父亲和我都成了老熟人。平时的头疼脑热去乡卫生所拿点药，吃几天便见效了，但顽固点的毛病，或者乡卫生所看不医院。

8岁那年春节刚过，祖母去世，这对我是个很无法接受的意外打击。也是在那年，出水痘，换牙，我本就孱弱的身体出了些格外的问题。一颗本来已经松动但长歪了的乳牙被新长出的两颗门牙挤得变了形，怎么也掉不下来，加上感冒发烧，引发了牙齿炎症，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嘴里竟然吐出一个血疙瘩。后来没办法，父医院拔牙。

我胆子不小，也够坚强，打针吃药从来不哭不闹，这点让父母很省心。但看到大夫桌上摆放的那些冰冷坚硬，毫无感情的器械，长长的针管，还是吓得发抖。我战战兢兢地问：阿姨，是要给我在牙上打麻药吗？记得那个温柔和蔼的女大夫说：小姑娘，不打针，咱们把麻药喷在牙周围就好。我在她善意的谎言里放松下来，直到被注射麻药的针头刺痛反应过来时，那颗细长的异形牙齿已经被拔下扔在了旁边的托盘里。我用哀怨忧伤的目光看着她，泪水在眼里打转，但始终没有落下来。父亲及时地把我搂在怀里，跟我说笑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其实，拔牙真的不痛，痛的只是那一下针扎。就如我们在多年以后回忆往事，背景和过程已经模糊，清晰的只是其中的某个时点，某个细节。（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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